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实习医生,在我们毕业的时候,在老师的指导下,我们可以完成阑尾、疝、大隐静脉曲张和一些常见的门诊手术,可以在临床上倒班了。30多年过去了,现在的毕业生到了临床能够做什么呢?一些在临床上工作了几年的年轻医生,还不能够胜任临床工作,一些常规的手术还难以完成,这一现象绝非个案。人们不禁要问,为什么现在的年轻医生的成长得这么慢呢?
第一,现在的医疗环境不利于医生的培养
在我们实习的年代里,患者的维权意识很差,只要是穿白大褂的都是医生,就是知道是实习生,病人也是非常宽容的,记得我在同济医院实习的时候,就误诊了一个病人:
1982年11月,我在医院的急诊科实习,按照学校的要求,实习医生晚上必须在医院看病人,一天晚上,我接诊了一个60多岁的呼吸困难病人,经过询问病史,老人因洗澡后突发呼吸困难,以前有慢性支气管炎病史。体检发现病人的呼吸音粗。我马上向老师作了汇报,考虑为慢性支气管炎发作,老师让我将病人收入院。
第二天,我到病房去打听一下该病人的情况,才知道病人是自发性气胸。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,我翻阅了病历,才知道病人在洗澡时,突然发生胸部的撕裂样疼痛,继而出现呼吸困难;体检病人的左肺呼吸音消失。这些都是自发性气胸的典型表现,这么重要的病史我怎么没有问出来?体检也完全错误,我的脸不禁一阵阵发烧,如果我没有把这个病人收入院,我的误诊病人很可能会发生生命危险,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我赶紧赶到病房,老人经过抢救,已经平静地睡在床上休息了。我不好意思地向老人道歉:“老人家,对不起,让您受苦了。”老人十分和蔼地说:“没关系,你刚刚当医生,没有经验,以后你会慢慢有经验的。”
老人的宽容,让气氛缓和了许多,我和老人攀谈起来,在谈话中我得知老人是一个高级工程师……老人的宽容和勉励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,时刻提示着着我在医疗工作中细心、仔细,减少误诊误治的发生。
现在的患者维权意识都很强,他们认为,我花钱到医院就是为了接受最好的治疗的,我凭什么给实习生当“试验品”?
记得几年前,我带的一个下级医生在值班中,遇到了一个右手小指外伤的病人,拍片证实有小指指骨骨折,他给病人在门诊进行了清创缝合术,加铝板固定,手术后一个月,患者拆除铝板后,手指的功能因为固定而活动受限,医生让患者做功能锻炼,但患者认为是手术有问题,看我们的医生比较年轻,认定是实习医生,要医院赔偿,医院反复解释,这是正式医生,不是实习生,但患者不接受,坚持到医院组织部门查看了这位医生的执业医师执照后才罢休。
在目前的医疗环境下,患者任何一个小手术都要主任上台完成,上级医生也害怕医疗纠纷,也不愿意放手,这样年轻医生的动手机会比以前少多了,长此以往,年轻医生怎么成长?
第二,上级医生带教意识减弱
在上个世纪80年代,我们实习的时候,每个实习队专门配有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带队,他的任务就是带教,我实习时候的一个小故事,让我难以忘怀:
1982年,我在孝感地区医院实习,当时我们实习的领队是同济医院的肖会文老师,当时她还是一个主治医师,她的专业是肾内科,由于当时肾内科和心血管内科是在一个病区里,肖老师的心血管的功底也很深。当时的带教老师十分负责,一心扑在学生身上,只要有什么典型的病例,一定要通知所有的学生去看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记得我在外科实习不久,就有同学通知我,肖老师叫所有的学生到内科去看一个病人。我赶紧跑到了内科,看到肖老师将听诊器用胶布固定在病人的胸壁上,让学生轮流听这个病人的心音,听完后,肖老师告诉我们,这是“海鸥音”,是一种很少见的心脏杂音,又仔细地给我们讲述了“海鸥音”的临床意义……
30多年过去了,对于“海鸥音”的临床意义,我已经记不清楚了,只知道是一种心脏瓣膜病变的表现,现在多次查资料也没有找到确切的结论。
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,许多心脏的病变可以通过彩超和心血管造影明确病变的部位,或许心脏听诊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了,但“海鸥音”和听“海鸥音”的经历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,肖老师的基本功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,现在或许再也找不到肖老师那样的带教老师了。第一次听“海鸥音”的经历成为了我永远的纪念了。
现在的医生承担着比过去大得多的压力,他们有专业技术上的压力,经营的压力,还有防范医疗纠纷的重任。很少有医生能够把带教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,年轻医生在临床上很难得到系统的指导,悟性高的医生,可以从老师工作中“看”会一点经验,悟性不高的,可能就进步缓慢了,这种“放养”式培养是不利于年轻医生成长的。
还有的老师利用年轻医生收集资料,搞科研,做实验,影响了年轻医生在临床工作的时间,丢掉了他们迫切需要学习临床基本知识的机会。
有一位消化内科的博士,在读书的时候,大量的时间用在减肥药的研究上了,毕业后,减肥药物没有研究出来,临床技能也没有得到培养。在临床工作中经常出错,最后医院建议他下岗。好在某医院在招聘院长,看着他的博士学历,成功的当上了院长,避免了在原医院下岗的“厄运”,这样的高学历低能力的事情,临床上并不少见。
第三,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
现代的医学技术飞速的发展,使得原来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受到了挑战,如:由于腹腔镜的技术的发展,许多腹部疾病不再需要进行传统的开腹手术了,但传统的手术仍不可放弃,以胆囊结石为例,对复杂的病人,和出现胆管损伤等并发症的病人,仍需要传统手术来做“清道夫”,由于没有传统的开腹手术的经验,遇到这样的病人,年轻医生往往就“束手无策”了。
又如,无张力疝修补的出现,现在的年轻医生几乎没有做过传统的疝修补手术,如果在农村,或者没有疝补片,遇到这样的病人怎么办?没有传统疝手术的经验,对于腹股沟管的解剖是难以充分理解的,对于开展无张力手术也是不利的。
再如,现在电刀和超声刀的出现,外科医生打结的机会明显减少了;吻合器和切割缝合器的出现,胃肠道的许多手术的过程就明显的精简了,其结果是手术进度加快了,但外科医生的操作技能减退了。
因此,医学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了福音,但也让医生的技能下降了,我们的年轻医生就很难掌握这些传统的技能了。或许有人认为,有了现代技术了,可以放弃传统的操作技能了,其实,传统的操作技能与现代的技术进步是相辅相成的,缺一不可,只有掌握了这些传统的技能,又能掌握现代操作技术的医生,才是一个完美和合格的医生。
第四,年轻医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
或许是受现在社会的影响,或许是找工作的压力,或许是考研的压力,年轻医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。笔者认为,年轻医生存在如下问题:
首先,基础知识不足
一般认为,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医生理论知识应该是很强的,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:
几年前,某医院一个新毕业的医生,上级医生查房的时候,问输钾的四原则是什么?不知道!那么,输钾的浓度是多少?不知道!这是临床上最基本的东西,也是最危险的东西,每个医学生在学校的时候,老师是必须要强调的,也是必考的,真不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毕业的?
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,是老师的责任,还是学生的责任,我不得而知;但是,这种状况是必须要改变的,否则,将会危及病人的生命。
其次,学习的主动性不够
我们刚毕业的时候,几乎每天守在病房里,只要有手术抢着上,如果是下班前来的病人,一定要抢在下班之前,把病人送到手术室去,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来完成这台手术。分来的同学们都在比着谁的手术做得多,做得好,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掌握手术的技能,后来,我们带的年轻医生也有很多好学的:
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天,病房收治了一个急性阑尾炎的病人,按道理我应该带着我专业组的医生去做这个手术,可是一个不是我专业组的医生,看到这个病人后,积极做术前准备,写完了病历,把这些资料那倒我面前说:“纪老师,病人我准备好了,您看看行不行?”看到这种场面,我只有放弃带我专业组的医生了,我不得不带他做这个手术了。
时间过了20年了,这位医生也已经走上领导的岗位了,我经常给年轻医生讲述这个故事。
其实,在实习的时候,我就是一个有名的“痞子”,只要有机会,有手术,有操作,我一定是要争取上的,不达目的,誓不罢休:
1982年夏天,我在麻醉科实习,由于天气热,医院正好手术不多,我急于想做麻醉,就经常倒外科去看有没有手术病人,到了下午快下班的时候,病房收治了一个阑尾炎的病人,这种病人对于我们实习医生来说真是求之不得。我高兴地跑回科室跟带我的老师报告这一情况,老师告诉我,他马上要下班了,麻醉由夜班的老师做,可夜班的张老师脾气特怪,从不带学生做麻醉。我想要老师和夜班的张老师打个招呼,让她带我做麻醉,老师告诉我:“张老师是个老姑娘,我不愿意和她打招呼,你想做麻醉就自己跟她说。”
在吃饭的时候,我在食堂里遇见了张老师,告诉她马上有一个手术,并希望她能带我做麻醉。脾气古怪的张老师冷冷地回了我一句:“我不带”。我碰了一鼻子的灰,仍然不灰心,吃完饭就到科室去做麻醉前的准备工作,病人来了,我赶紧给病人量血压和脉搏,张老师理也不理我,她给病人完成了麻醉。我又给老师打好了麻醉包。
在手术快要结束时,又来了一个阑尾炎的病人,张老师这时才对我说了一句话:“你来做。”由于是第一次做硬膜外麻醉,我对麻醉的要领掌握的不好,穿刺时用力稍大就有脑积液流出,说明穿刺失败,穿刺针进入了珠网膜下腔。这时张老师心平气和地对我说,“没关系,换个节段再打”。在老师的鼓励下,我成功地完成的麻醉,病人顺利地完成了手术。用现在的观点看,只要第一次麻醉打穿了,就不应该换节段打,而应改用其他麻醉。因为换节段打,有可能会发生全脊髓麻醉,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,我都感到后怕。
说来也巧,就在第二台手术快结束时,又来了一个肠梗阻的手术,由于肠梗阻手术我没有做过,我跟张老师说,我想去做肠梗阻手术,张老师板着脸对我说:“先做好你自己的事情”。看到老师不高兴了,我也不敢再说什么,赶紧给病人做麻醉,这次麻醉非常的顺利。正当我要清理东西时,张老师让我去洗手。我知道老师让我上手术了,而她却在帮我监护病人。
三十年过去了,当年带我的麻醉老师姓什么,我已经记不起来了,但是这位“古怪”的张老师我却记忆犹新。这个故事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“经典”故事,每次带学生我都要讲给学生听。
我在查房中常常结合病人进行教学查房,可是常常遇到我前几天讲过的内容,过几天再次提问,下级医生仍然不能回答,说明压根就没有记住。还有一次,我在医院讲课,为了活跃课堂的气氛,我准备提2个小问题,为了怕年轻医生紧张,我事先把提问的问题告诉了他,答案只有几个字,可是在课堂提问中,仍然有一个问题回答不出来。
至于手术,有的也是能不做尽量不做,能拖的尽量拖,有事需要加班也是能躲就躲,这和我们30年前世刚刚相反。
最后,不愿意接受批评
在80年代,年轻医生经常接受老师的批评,甚至在手术台上因为使用器械不当,而被老师拿器械敲手,在疼痛过后,我们很容易纠正了自己的不良习惯。然而,当我们再拿这一套去批评80后的年轻医生的时候,就不管用了,甚至产生抵触的情绪:
记得有一次,我在手术台上纠正了年轻医生的打结方法不对,导致打结不紧,这本是一次很正常的沟通,后来,我听护士告诉我说,这位医生不服气的说:“他说我打结不紧,他昨天还不是有一个结没有打紧。”我不记得我是否有打结不紧的事情,就是有,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,每个医生不能保证每次操作都是成功的,但打结不紧是可以纠正的,我意识到对80,90后不能用我们传统的培训方法了。
在今年我们医院新大学生培训中,我给新同事们讲了一堂课,我开场白是这样的:我是60后,你们是90后,我们之间是存在着代沟的,打一个比方:如果今天有人表扬你做的某件事情做得很好,你会怎么回答?我现场问了一位年轻的医生,她的答复是:“谢谢”。而我的答复是:“哪里,哪里,我做的还很不好。”这就是我们的差异,这就是我们的代沟。但这不影响我们的沟通和合作,你们唱着《小苹果》,看着《小时代》,但我希望你们不要丢掉了中国的传统……讲完课,大家接受了我的观点,纷纷加我的微信,与我交流,填补了我们的代沟。
笔者认为,现在年轻医生进步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,不能归咎于某一个原因,我们也无意指责我们的年轻医生,也无意指责我们的上级医生。让年轻医生尽快挑起临床的大梁,需要全社会来关心、爱护我们的年轻医生,让他们能够尽快成长。
文:纪光伟
来源:“医学界”微信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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